田间的无人机飞手，日入8000元

2025年5月，湖北十堰，一场由政府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在县级市举行。50个名额全部报满，参与者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农人。

17岁的刘凯坐在他们中间。此前，他在县城当服务员，路过田地时经常看到无人机飞行，觉得这一领域未来会快速发展。得知有培训班的消息后，他没有犹豫就报了名。

培训结束后，50人中有36人参加了无人机企业旗下的考试，花费两千多元，耗时约一个月，多数人通过考试，成为持有执照、能操作植保无人机（又称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，专门用于植保、播种、投饵等农林牧渔作业）的飞手，刘凯也位列其中。

像刘凯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植保无人机进入农村。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，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已达30.9万架，年作业30.4亿亩次，而中国耕地总面积约19.2亿亩，相当于这些植保无人机一年能为全国每块耕地作业约1.6遍。

这些无人机飞手能细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。但很快，他们也发现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善用这项技术。除了技术本身的缺陷外，它还要面对那个复杂、多变且与土地深度绑定的农业。

在这些故事里，一个塑料袋就能摧毁一架价值数万元的无人机，也有无人机失控，险些砸伤人。一些农户发现技术无法彻底改变农业，几场连绵的雨或一次虫害，仍会导致亏损。

技术要更懂土地，飞手要更懂作物。这条路还很长，但它正在前行。

年轻的“飞手”回村了

刘凯考取了证书，但没有购买飞机。他先去无人机企业的县级代理门店做维修和销售，想搞清楚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那年冬天，他随公司的宣传任务，到陕西、湖北等地的乡县进行植保和吊运无人机的安全宣讲。有一次，他在湖北一个县城做宣讲，无人机升空后，一位老人好奇地挤到前排。

老人问道：“一部无人机能浇灌多少亩地？”“吊运飞机能吊起多重的东西？”他提问时带着刘凯熟悉的乡音，让刘凯想起自己在家务农的爷爷奶奶。

接下来的一幕回答了这些问题。刘凯将山泉水装入喷洒壶，让飞机飞到一块70亩的演示田里。飞机在天上转了一圈，不到半小时，田就浇完了。

老人算了一笔账：这样一块田，原本需要投入五个人，背着药壶、拖着管，打一轮药要花七天，用五个人，每人一天一百元，还要管中午和晚上两顿饭、几包烟。七天下来，要花多少钱？

谁更划算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赵焱也经常被农户围住。2019年大学毕业后，他在安徽和南京承包了200多亩农田和果树，返乡务农。之后考取了无人机企业的飞手证书（无人机考试主要由民航局或企业负责，飞手考证通过才有资格执飞），在政府补贴下，2020年，赵焱花了六万多元买了最新机型的植保无人机。

那时，植保无人机在他所在的安徽小城还是件新鲜事。往往他的无人机一在地里起飞，就会围上不少人，紧接着是一连串问题——“这东西也能打药？”“能拉多少斤？”“能看见地里的情况吗？”

当时，还有一些研学机构找来，问赵焱能否开放参观。他与对方合作，许多幼儿园、小学的学生来到他的农田，研学课程的招牌项目就是参观植保无人机。无人机在平地起飞，飞越田地，学生们都觉得新奇。

2024年，在四川成都一家国企做行政岗的唐杰，注意到农业无人机越来越多地在政府报告中被提及。他考了飞手证，辞去工作。

身边有不理解他的人。那时，他工作稳定，月入约一万元，含五险一金。但二十多岁的唐杰感受到一种危机感，觉得这份工作“谁学两年都能干”，于是下定决心转行。

返回老家过年时，唐杰看到村里正在推动“高标准农田”建设，那时，他所在的村庄很多农田因无人耕种而抛荒。他找到施工方，恰好项目需要飞手团队，他与对方谈成了合作。之后，他买下人生中第一部无人机，成立公司，组建了飞手团队。

这个团队后来发展到11人，拥有23台无人机。农忙季时，他们的“活干不过来”。

唐杰和团队成员往往早上四五点起床，到作业场地工作到早上10点左右，紧接着晚上六点半继续作业，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。他说，为了提高效率，团队一个飞手会带两部无人机同时作业，一天下来，能有七八千元的收入。

像赵焱、唐杰这样的年轻人，正越来越多地回到土地上。过去20年，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2005年的约3.3亿人下降到2025年的约1.61亿人。有流失的，也有增加的。据农业农村部统计，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1510万人，其中包括年轻农户和飞手，他们掌握了技术，接手了土地。

无人机进村了，地里的活变了

无人机进入农村，最先改变的是作业方式。人不用下地了，飞机在天上干。

赵焱记得，2020年的那一代无人机，在复杂的田地中实际上不好用。

以果树喷药为例，那代无人机的喷雾功能不够强劲。飞得高了，药物喷下来，没落到叶片上就被风吹走了；飞得低了，无人机就会遇到高矮、轮廓不一的果树，还可能碰到防鸟网。机器自带避障功能，一遇到障碍物会直接停在原地。

赵焱使用时，常常需要额外手动操作。他说：“那时候我宁愿用人工，也不用无人机。”

到2023年，“低空经济”成为更常被提及的词汇，无人机技术也进行了几轮迭代。赵焱发现身边很多中型、大型农户都用上了无人机。

2025年，他换上最新的机型。与老机型相比，新机型喷洒药物更均匀，喷出的药液“像雾一样”，无人机的载重也从20公斤增至70公斤，续航提升很大——以前无人机一轮飞行只能喷六七亩地。但换上新机后，赵焱可以在一轮飞行中喷完20亩地，用到的药液也因喷洒能力提升而减少。作业完成后，机器自动飞回来。

以前因不方便，一些重要操作赵焱不会用无人机，现在的情况则常常是“无人机干得比人好，宁愿用飞机。”

如今，赵焱的机器起飞，围观的人已经很少了，“大家就像见到收割机一样寻常。”

效率的提升是实实在在的。赵焱的账很清楚：200亩地，以前雇人打药要2到3天，现在飞机2小时就能做完。以前7天内只能做2次农药喷洒，现在可以7天做7次。以前肥料一次性全撒下去，现在可以少量多次。以前人工贵，现在飞机更便宜。

唐杰的客户们也清楚这笔账：以往100亩地，按40公斤肥料计算，需要50个人才能在一天内干完。而现在，只需一部无人机，不到4小时就能干完。播撒40公斤至50公斤的底肥，他收费12元到15元一亩，100亩收费1000多元。而请人工，50个人，每人80元一天，一天就要花4000元，成本相差巨大。

效率之外，还有安全。往年，药物喷洒多由当地打零工的老人完成。他们常常拿着药瓶，站在两米高的果树下，从下往上喷洒。唐杰知道，很多零工老人缺乏安全意识，不戴口罩，“农药落下来直接被他们大量吸入”。无人机把人从树下解放了出来。

除了给农田播种、施肥、喷洒农药，吊运也是重要的单子。唐杰所在的地方盛产蜜桔。这些作物成熟后，当地果园一般会雇工人采摘、搬运。唐杰认识一位果园大户，有一次，对方聘请的工人早上搬运柑橘时，因山里起雾，从山坡上跌倒摔伤。这位老板最终赔偿了10多万元。

后来，唐杰到当地一些果园给老板们做吊运。一位老板告诉他，以往三万斤的产量，需要请100多位工人采摘和背果一整天。现在，唐杰用一台无人机，加上35位工人，就能完成这个摘果量。

农民对无人机的态度也在变化。赵焱说，现在超过200亩的种植大户，基本上人人一台飞机。小农户不会买，但会请飞手。有的老人60岁了，学不会技术，就找飞手。有的搞农资批发，种地是副业，忙不过来，也会找飞手。还有些大户，几千亩地，会一次请好几个飞手。赵焱总结：“现在是人找不到，种地的事没人干。”

在唐杰看来，无人机进入农村，接手的正是这些老人干不动、也干不好的活。村里的田荒了，没人种；果园的果熟了，没人背；药要打了，老人不会保护自己。年轻人带着无人机回来，把这些活接了过来。

这项新技术，连带着年轻人，一起进入了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的农村。他们接手了农业，提升效率，改变了农业的用工逻辑。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：新技术和新农人能否面对传统农业本身的复杂性？以及在农业面前，无人机技术高效、节能之外的故事会是什么？

技术障碍的时刻

刘凯的飞机撞上树的那一天，是今年4月。

那天他在进行吊运作业。飞机刚把货物吊起，避障突然失灵，径直撞上一棵大树，坠落。下面刚吊起货物的地方站着人。如果坠点偏一点，砸到的就不是树，而是人。

一年前的安全宣讲会上，刘凯曾做过安全演示。他用牛骨头和淘汰的旧桨叶做示范，打开电机，桨叶旋转，靠近牛骨头的瞬间，坚硬的骨头就被切开了。

事后，刘凯找到无人机企业，想查明坠机原因。官方给出的事故报告中写着，他“手动关闭了避障”。但刘凯记得，起飞前他没有关闭避障功能。那以后，他不敢保证飞行中的无人机一定不会坠落。之后的每次作业，刘凯都会让下面站着的农户走开三四米远。

像刘凯一样，很多飞手都能说出一两个无人机发生故障的时刻。

最常见的一类问题是无人机的避障功能——避障功能不够灵敏，或者太过灵敏了，都会出现问题。

浙江的飞手张浩从业一年，也经历过一次坠机事故。那场事故发生在他在一块作业过数次的农田。作业那天，无人机按预先设定的固定路线和高度飞行。

那块田上横着电线，机器正按预先的高度从电线下穿过，张浩紧接着就看到显示器上的警示，他抬起头，看见无人机不受控地垂直坠落。他走近才发现，原先的电线上多了一根很细的网线，垂下来，刚好在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路线上，避障系统没有识别出来，导致坠机。

浙江一带的田块小而碎，每块田之间都存在一些障碍物，包括电线杆、路灯、树木、篱笆等——它们还可能因施工、季节等因素而变化。“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田，也没有一块不变的田。”张浩总结。

但反过来，避障太灵敏也会成为问题。

在一个农忙的晚上，张浩原定的作业时间下起了雨。他心想无人机可以防水，便飞起了自己的无人机。但他很快发现，飞机不论怎么操作都无法移动——雨水被机器的避障系统识别成障碍物。这个细节，张浩在考证时没有碰到，等到下雨了，他才明白。

第二个障碍在于电池续航。飞手们作业时，往往会开着车，除了携带无人机，还要带上发电机和备用电池。无人机续航短，唐杰用2025年的新款机型，一块完整的电池大约作业10亩地就需要换电，需要发电机专门负责一天作业下来的电池轮换。赵焱作业时，害怕无人机电量耗尽坠毁，“哪怕还有一半的药，觉得没电了，都必须飞回来。”

很多时候，飞手们还会遇到无人机解决不了的需求，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操作技术来解决问题。

唐杰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：在吊运木头时，木头的大小、重量不一。碰上超出机器限重的木头，机器飞行后会报警、限速，导致飞不起来。唐杰后来摸索出一个操作方法：遇到这种货物，轻轻触地，再起飞，控制飞行力度，能拉起略微超重的货物。飞行中，无人机会发出比往常更大的轰鸣声。这其实是违规操作，但没办法，接了这个活，他们就要给自己创收。

无人机当然不会像人一样灵活。张浩发现，无人机自动设置路线喷药时，总会有四条边的地打不到药。“一块10米乘10米的地，机器自动规划航线时，会把自身宽度算进去，实际上打到的地方只有9米乘9米。”这时，就需要飞手关闭避障功能，手动“扫边”，补打地块。

考虑到农药在高温下易挥发，夜间是飞手们大多数作业的时间。张浩提到，哪怕是最新款的无人机，到了夜间，无人机传来的画面还是模糊、充满噪点，他很难看清。这样，飞手们夜间的“扫边”作业风险就会更高。

无人机到不了的地方

赵焱说，很多农业工作，无人机依然暂时无法代替。例如，给果树修剪枝条，哪条该剪，哪条保留？这需要工人的熟练经验判断。“大田（大面积种植作物的农田）替人干一半，但经济作物只能代替五分之一。”赵焱总结。

但赵焱感受到了技术不断适配和升级。今年，他留意到最新一款无人机可以用于播撒冻鱼。他刚好有一块地，需要浇20吨鸡粪，他心想“能撒冻鱼，肯定能撒我的鸡粪。”但他转念想，为了20吨鸡粪就买下一台飞机，“不太划算”。

今年9月末，赵焱走在安徽村镇的稻田里，经常看到田中间一片一片的稻子发黄、倒伏。一种叫稻飞虱的害虫在今年爆发，这些虫会啃食稻子根部，造成稻子倒塌，坏了收成。

赵焱发现，当地的农药店里，敌敌畏、毒死蜱这类药物已经买不到了，很多农户把高毒性的农药下到地里，也依然控制不了虫害。他在家里打开门，经常会飞进来一堆灰色的稻飞虱。赵焱已经用无人机给水稻喷了四轮药，但依然效果不好。

去年，赵焱的大田遇到集中降雨，稻子天天泡在水里，临近收割时还刮了一场大风，很多稻子都被吹倒了；等到今年，一轮虫害过去，他又亏损了。

当初入行从事农业，赵焱年轻，觉得新技术和农业结合一定有前途。他那时算的是一笔数学账：“投入多少钱？产量有多少？市场价格是多少？”入行时，赵焱算出来一亩地遇上正常收成年份，能挣1000元，利润大约两三百元。

他没有考虑到，农业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：自然环境变化、农户间的跟风种植、灾害的爆发，都能让农业偏离一个标准的“数学算式”。技术再先进，农业的逻辑也不一定会变。赵焱叹道：“你碰着了就赚钱了，碰不着就该你亏。跟买彩票一样，种地。”

赵焱决定卖掉大田，明年不种水稻了。他打算种蓝莓这类经济作物，闲下来就做飞手接单。技术虽然没有改变农业的很多逻辑，但效率的提高、用工成本的降低确实能变成更高利润。

农业里，也有一些东西因技术发生了改变。这一年，唐杰的团队在村里承包的土地已经有了一轮收获。唐杰看着一片荒地，经过无人机播种、施肥和打药，冒出日复一日长高的水稻，成为万亩良田。他有种收获的喜悦。

在唐杰心中，飞手也是有技术壁垒的，这行对人的要求是，既得当技术人员，还得像一个职业农民，需要根据农作物状态自行配药。他现在对水稻一年四季会生的虫害、疾病熟记于心，看一眼水稻的状态，就知道该配什么药，浓度该怎么调整。

张浩的团队还在扩大，一些实习生来到他的团队学习。张浩第一步就会告诉他们，有时候，地上的一个塑料袋，就可能被起落产生的上升气流吸入，造成无人机坠毁。

张浩今年带过的10多个实习生，大部分人都是来试试，待上一天两天，甚至待一个小时，就发现不行。张浩团队的接单费低，大约七八元一亩，利润空间窄，团队每个月的收入在一万元左右徘徊。有的觉得这行涉及的技术太多，风险太大；有的觉得这行需要早出晚归，很辛苦，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。

另一面，飞手这个群体正在迅速扩大，想要留在这个行业并不容易。唐杰刚开始进入这一行时，可能就认识四五个人，现在，他进入当地几个飞手群，加起来都有四五千人。这行入行成本也低，常见的农业无人机，叠加补贴，4.5万元、4.8万元就能买一台。

价格战紧接着出现。唐杰听说，2024年无人机飞手打药能收费30元一亩，到了现在，价格腰斩，市场上出现十七八元一亩的报价。他算过一笔账，团队按20元一亩收费，刨去人工、机器电池损耗、发电机的油钱，每赚100元，成本会占到25元。

张浩观察到，一些飞手为了图快，把喷洒宽度从5米调到7米，地里打成了“大花脸”，一位客户告诉他，自己因此损失了7000元的药。农民也开始学会挑飞手了：不仅比价格，还比效果。

张浩觉得，虽然考证的人多了，但最后未必能成为好的飞手。他发现培训后能留下来的学员是少数，大多走掉的学员觉得这行辛苦。每次起飞前，他还是会蹲下来，看看飞机旁边有没有塑料袋。

这些年轻的飞手们，也在探索无人机的更多用途。在今年，唐杰带着无人机参与了广西横州的救灾。他们免费公益，所有费用自己承担。用无人机的热成像进行生命探测，给被困的人投放物资。唐杰觉得，这是做无人机成就感最高的一个瞬间。

刘凯在今年1月份，帮村子里一位老农户寻找丢失的羊。他开着无人机，打开热成像，很快找到了羊；到了后半夜，村子的林地起火了，他开着无人机载着水弹，用自动脱钩器救火。在这些经历中，刘凯可以感受到，和一开始做宣讲时大家的惊讶和恐惧不一样，更多农人已经习惯植保无人机的存在。

如今，刘凯去参加无人机技术比赛，看到很多十六七岁的飞手，比他年轻，比他学得快。他感受到一种危机，觉得农用无人机总有一天会彻底普及，“到时候每个人都会了，这项技术就可能不值钱了”。最近，他打听到，电网也开始需要一些无人机飞手做电力巡检，他正准备考更专业的飞手证，之后转做专职飞手。

无人机改变了农业的很多事。但农业还是那个农业，依然靠天吃饭，也依然离不开人。只是“人”从衰老的农户，更多地变成了代理种田、养护植物的飞手们。这项技术没有